以书写重建秩序——评王宇根《万里江湖憔悴身》

对普通读者而言，宋诗或许难敌唐诗之魅力。但在专业研究界，宋诗是可与唐诗媲美的诗学高峰，且早已成为共识。伴随时代文化之变，宋诗呈现出异于唐诗的审美趣味与诗学创造。这些特点最为显著地体现在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等宋诗写作的典范大家身上。与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相比，生活于两宋之交的诗人陈与义或许略显黯淡。他没有那么响亮的声名，缺少世人耳熟能详的作品，受到的关注与讨论较为有限，学界以之为对象的研究专著亦只有《陈与义诗研究》《陈与义·陈师道研究》等寥寥几本。在此背景下，美国俄勒冈大学王宇根教授的新作《万里江湖憔悴身：陈与义南奔避乱诗研究》（以下简称《万里》）不仅因其作为英文世界首部陈与义研究专著而值得重视，其同时也能补充国内现有研究之不足，为重新激活对陈与义的认识与讨论提供一个新的起点。

虽非最显著的大家，但陈与义在宋代诗歌史上占据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位置。钱锺书称“在北宋南宋之交，也许要算他是最杰出的诗人”[1]，对其有非常高的评价。在一般性的文学史讲述中，陈与义有两个最为显著的身份标签。一是“江西诗派”，严羽称其“亦江西诗派而小异”（《沧浪诗话》），方回则推其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的三宗之一。[2]一是“南渡诗人”，因其在靖康之难后，有“避乱襄汉，转湖湘，逾岭峤”（《宋史·陈与义传》）的五年流寓经历，诗风亦在时代之剧变中发生了重要转折。王宇根的另一本专著《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聚焦于对黄庭坚诗法的讨论，此书选择以陈与义为研究对象，或许延续了作者考察江西诗派的学术兴趣。本书中文书名的副标题为“陈与义南奔避乱诗研究”，似是针对陈与义南渡流寓时期诗作的专题性讨论。不过，观其英文书名，本作Writing Poetry, Surviving War: The Works of Refugee Scholar-Official Chen Yuyi（1090-1139），简单直译即“书写诗歌，避难战乱：流亡士大夫陈与义的作品”，这一题名或许更接近此书原本的写作理路：有别于专题论述，作者是以时间顺序选取陈与义不同时期的重要诗歌作品进行解读分析，以此串联起陈与义完整的人生轨迹，并勾勒出其诗歌风格发展的整体脉络。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早期作品”（1-3章），关注陈与义早期仕宦、贬谪陈留时期诗歌创作所呈现出的早期风格。第二部分“行旅途中”（4-7章），深入研读靖康之难后，陈与义弃官去职、南奔避乱过程中诗歌的转型。第三部分“劫后余波”（8、9章），论述南宋政权趋于稳定后，陈与义受召为官及晚年寓居浙江时期的创作。南奔的旅途及其为诗人带来的蜕变，确为此书论述的主体与重点，但并非全部。全书的时间跨度涵盖陈与义的一生，在宏通性的视野下考察陈与义前后诗风的延承、发展与变化，铺展出一条完整的“诗歌新路”。

以时间顺序历数诗人经历、串讲诗歌文本的写作方式，并不意味着这只是一本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诗人生平与创作的普及类读物。中译书名所加上的“研究”二字并非虚指，准确道出此书的专业性与学术性。这不仅体现为书中对中英文相关研究成果极为丰富的参考与引用，更呈现在作者贯通的文学史视野、对宋代诗学文化的熟稔以及敏锐的问题意识上。《万里》一书的基本写作方式仍是北美汉学研究一贯擅长的文本细读。在具体阐释时，作者往往从某个具体的用词或特定的写作现象出发，以宏博贯通的视野联系前后书写传统，将文本纳入诗歌史发展的整体序列中，呈现陈与义在写作上的独特性。如论“断蓬随天风，飘荡去何许”一句，即将之与曹植“转蓬离本根，飘飖随长风”、杜甫“蓬生非无根，漂荡随高风”等诗句进行对比，以措辞的不同说明陈与义诗中所体现的诗歌姿态。阐释《风雨》一诗，则与宋玉《九辩》、欧阳修《秋声赋》及黄庭坚《六月十七日昼寝》三个文本进行比较，分析诗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变化。论述《登岳阳楼二首》，则将李白、杜甫、黄庭坚书写岳阳楼的名作拿来共读，辨析陈与义更为“理性现实”的凝视目光。作者诉诸文本细读的学术视野与专业知识，使得此书虽为专人研究，却具有与文学史对话的纵深感与丰富性。而以陈与义为代表的宋代诗人，究竟提供了怎样不同于前代的诗学创造，则贯穿于全书的思考与写作。

值得注意的是，《万里》一书看似仅以时间顺序展开，并无明确的观点结构，但其写作实由强烈的问题意识所引导。书中一个个具体的文本分析并不完全相互独立，而是彼此呼应，交织出几个关键的问题，组成作者理解陈与义诗学的主要线索与基本框架。“外在自然”与“内心秩序”便是书中反复出现的两个关键词，引领着作者进入陈与义的诗歌世界。

诗歌与外在自然的关系构成作者解读陈与义诗学的重要框架。这一视角的设定有其特别之处。虽然作者十分关注家国之难为陈与义的写作带来的影响，但有别于以“诗史”的眼光考察这类作品、讨论诗歌对时事或个体经历的呈现，作者更看重的是避地湖峤、行路万里的切实经历对诗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在分析陈与义早期诗歌的写作风格时，王宇根即反复指出，陈与义具有“对物质环境的理性务实态度”[3]，关注“现实和实境的场景”[4]。而靖康之难后避乱于襄汉湖湘、穿行于山间谷底的流离动荡，则使自然“从作为客体的观察对象转变成切身经历的场域”[5]。王宇根认为，诗人直面自然、体验自然的这一“切身性”至关重要，它改变了诗歌的书写方式，作于此时的大量行旅诗显示出：“自然风景不再仅以陈与义思想情感的喻体存在而被赋予更多的现实性细节”。[6]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王宇根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理论概念。如在解析陈与义作于汝州至光化山间小路上的行旅诗时，作者注意到篮舆代替了骑马成为诗人的主要交通方式，称此“有助于诗人近距离地感知观察路边自然景物的细微变化”，并将诗中体现出的诗人与自然的近密交流与沉浸式感官体验概括为“近密诗学”（The Poetics of Intrimacy）[7]。再如分析陈与义避乱时期旅居陌生山野间的写作时，王宇根特别强调此时的诗歌呈现出一种“全景测绘”式的写作方式：“陈与义彻底地、全景式地勘测描绘着自己周围的环境和地形”；诗人试图以此全方位地把握陌生的风景，诗歌“与现实情境力求密合”。[8]作者并未着力于说明、建构这些概念本身，而是将理论的提出融化在具体的诗艺解读之中，为文本细读的技术化展开提供了有效的概念抓手与思维工具。

上述对诗歌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回应了陈与义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并使对陈与义的讨论内嵌于更为宏大的学术语境之中。从陈与义个体诗风的发展来看，南渡后与自然的近密关系使其诗突破了江西诗派以才学为诗的诗法技艺，产生出“强烈的情感能量和更为直率的表达”[9]——这一点学界讲述已多。但王宇根将此问题进一步置放于诗歌史发展的整体视野中进行观察。其在绪论中从《诗经》开始梳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自然表述，并以陶潜、谢灵运及杜甫为代表，说明诗歌处理与自然之关系的模式在宋以前的发展变化。作者将陈与义的书写置于这一传统的延长线上，这便为解读陈与义的诗作设立了一个新的坐标，使其诗具有体现宋诗自然书写之独特性的诗歌史意义。而在具体行文中，陈与义与杜甫的关系一再成为作者比较论述的重点。以往研究多强调陈与义对杜甫的模仿学习，尤其是在经历了靖康之难后，陈与义于亡国之痛与流离之苦中重新发现了杜甫，从学习杜诗之声律句法转而“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对杜甫发生了一种心心相印的新关系”[10]。而在《万里》一书中，王宇根认为陈与义虽试图内化杜甫的情感与视角，把自己变成另一个杜甫，却最终无法成为杜甫。其与杜甫之不同，即在前代典范“影响之焦虑”下所最终创造出的“自己的声音”，反而值得充分注意。作者对这种不同的揭示，依然落脚于诗歌表现外在自然的方式上，称：“陈与义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和融入是从比杜甫更为务实理性和更具物质基础的立场出发的，这一现实物质基础是他主动化身为杜甫角色的努力最终无法真正实现的根本原因。”[11]《万里》一书中反复出现“物质基础”“物质环境”“物质世界”等表述，这些“物质”的意义在中文语境中并不十分清晰明了，其所指大约为陈与义诗歌对现实环境中物理性存在的关注。前文所提及的“近密诗学”，即诗人对自然风景切身化、实景化的书写，或可理解为这一“物质性”的具体体现。作者认为，与杜甫相比，陈与义的诗呈现出更务实理性、贴近现实的风格。如其《登岳阳楼》诗中“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一句，一般认为此句从杜甫《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化出，具有近似杜诗之沉郁悲凉。而王宇根注意到，陈与义诗中的“万里”与“三年”皆为与其实际经历相合的实指性确数，与杜诗修辞性地使用“万里”“百年”这类虚数不同：“陈与义写诗的风格和环境则要求他尽可能地指涉现实。与杜甫和其他古典诗人相比，陈与义的想象更受现实物质环境的局囿框束。”[12]而这一特点，是由时代整体性的诗学思想语境所塑造的：“11世纪宋人对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上的凝聚合力以及情绪情感上的镇定自若的集体追求，决定了陈与义要比杜甫作诗更加关注思理的细密和与物质现实的契合。”[13]因此，陈与义与杜甫之差异，所体现的乃是唐宋两个时代诗学观念的转变。由此，作者将对陈与义的讨论延伸至对宋诗艺术特性的思考，也使本书中所提出的理论概念与诗学观察，具有超越陈与义一己诗风、适用于对宋诗之整体研究的普泛意义。

诗歌对诗人“内心秩序”的呈现，则是作者阐释陈与义诗作时的另一关注焦点。王宇根认为，诗歌所表现的自然风景与诗人的内心世界具有同构关系，“可以视为其内心世界的镜像”[14]。因此，通过观察诗歌对自然的呈现方式，即可窥知诗人内心的悸动与变化。如书写“自然景物在晨光微明中的次第复苏”，对应着“客行者身体和心灵所经历的觉醒过程”[15]；而描绘一场春日大雨，则可以“生动鲜活地象征诗人内心的情感风暴”[16]。如是，作者对陈与义诗歌自然书写的关注，便自然地导向对诗人内心世界的探寻。

“景”与“情”的关系或许是个过于古老的话题，但王宇根的讨论并不着力于描述或归纳自然风景在诗歌中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有别于诗歌写了什么，作者更为关注的是诗人“怎么写”，即诗歌语言如何组织风景的呈现。书中的文本分析十分注意剖析陈与义诗歌的“言说方式”。王宇根将“叙述上的井然有序”[17]视为陈与义诗歌语言的一大特点，认为其诗在叙述眼前风景时，常常“通过找寻、体认、列举外在物体的方式来象征性地掌控某一场景”[18]。外在的自然景物本无一定的秩序，而诗歌的表达方式便是对自然的重新组织，赋予其稳定的秩序与规则的结构：“陈与义的叙事是刻意控制的、节奏是精心排布的……他在一开始就搭设好了舞台，布好了景，令诗中那些似乎是偶遇的场景顺次展开”[19]。而自然风景映照着诗人的内心状态，因此，借由诗歌对自然秩序的整理与呈现，诗人同时也完成了对其内心秩序的建设与表达。这一观点贯穿于作者对陈与义诗歌的具体细读中，如在分析《登岳阳楼二首》时称：“他一一列举自然风景中的物体，以此来对其加以整理，同时也是在整理自己的内心秩序”[20]；评述《十七日夜咏月》中诗人对周围图景全方位地探测与辨识：“表露出陈与义急于寻找准确的地理与心理双重定位与方向导航的迫切需求。”[21]诗人诉诸外在风景的视线联动着其内在心理的状态，而诗歌写作则是沟通内与外、使自然具有安顿内心之作用的重要方式。借此，《万里》一书构建起“观看自然的眼光——诗歌写作的形式——内心秩序的建立”三者之间的强对应关系。

由此，王宇根将其思考推向何为“诗歌的作用”这一更为本质化的追问。在作者眼中，这也是对陈与义而言至为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经历了时代剧变之后，战乱打破了一个传统士子稳定的人生进程、也从根本上破坏了诗人的内心秩序。现实中的“行旅”亦可视为一场精神性的探寻，而诗歌写作正是诗人于破碎中“重整心境和世界的方式”[22]。作者反复强调诗歌“作为诗人内心力量终极源泉”[23]的重要意义。在价值失序、前景未知的浮动乱世，诗歌更是“确定性之支柱”[24]，具有“将诗人的经历经验锚系稳定于‘浮世’之中的功能”[25]，以其所提供的恒定价值，帮助诗人在乱世中重建平衡、于动荡中终获平静。正如此书的英文书名Writing Poetry, Surviving War所示，书写与避乱的关系并非并列、而是因果：正是借助诗歌写作，诗人才得以于兵火战乱中保存自身。诗是乱世之人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对诗歌本质功能的叩问，赋予此书的写作一种精神性的感人力量。作者将其强力的思考，灌注在对陈与义诗歌每一个用字、每一处目光、每一种姿态的讨论中，所得出的结论时而给人以全新启示，时而却不免让人觉得有些用力过度。古人写诗，并非首首皆呕心沥血而为，尤其是伴随诗歌写作的日常化发展，宋人诗歌不乏沿袭陈式、套用俗言的随意之作。作者的论述过于强调陈与义在写作上的独特性，其颇具深度的解读有时似乎放大了陈与义的诗歌表达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将具体作品中的局部细节直接导向较为宏大的结论。至如陈与义与杜甫等不同诗人创作上的差异、唐宋两个时代诗歌风格的转型，亦往往仅由一二作品、几个用词的比较中得出，缺少对整体写作图景的揭示。当然，这些学术判断基于作者对宋代诗学的充分了解与整体把握，然而假若行文中能以更丰富的材料加以佐证说明，对特定表达在诗学发展中的变化脉络予以更为细致的描绘勾勒，书中的论断或许对读者而言会更具说服力。

此外，如前文所言，此书是在明确问题意识引导下的写作，故而作者的文本分析，其结论大多指向对陈与义如何处理诗歌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安顿内心世界之秩序的回答。这固然是敏锐的观察，但也隐含着作者对陈与义诗歌书写目的之预设。作者的论述不说“诗歌表现出”，而喜欢以“诗人”为主语，陈述其写作中的动机、追求与努力，诸如“诗人追求澄明与秩序的尝试一开始以失败告终”[26]“他始终将揭示和描摹景物中的内在连贯性视为其隐含目的”[27]等。对诗人写作心理的深度代入或许是作者有意选择的一种“沉浸式还原阅读法”（immersive approach）[28]，却也容易让人心生怀疑：诗人的写作是否真的具有如此明确的自觉性与目的性，是在有意识地处理作者所举出的这些问题？作者似乎把每一首诗都当作了诗人严肃的哲学思考来讨论，预设了诗人具有本质化的心灵困惑，需要依靠诗歌写作来解决——并在每一首诗中都解决一次。在《万里》一书中，作者屡次称不欲过度阐释陈与义诗歌中的政治隐射。政治索隐的解释框架即内含着对文本写作目的的一种强预设，作者对此显然并不接受，但又似乎在有意无意间选择了另一阐释框架，通过预设诗具有解决焦虑、安顿内心的功能，来安置文本的意义。而这一预设在多大程度、什么意义上符合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陈与义诗歌写作的实际，或许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也需要更多的论证。

总之，《万里》一书借由对陈与义诗学创造的讨论，呈现出作者对何为诗歌、何为诗人等问题的深层思索。引发人敬意的，正是这样一种执意向前、寻找终极答案的探寻姿态。在一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时代，诗歌具有怎样的功能，是否依然是浮世中的锚点，能助人找到内心的稳定与平衡——作者在书中所审视与叩问的，或许不仅仅是陈与义所面对的困境。与历史上的无数诗人一样，作者选择拿起手中的笔，尝试以思考作为回答，在书写中重建秩序。